■黄耀红

  只要生命存在，人类不可能停止思考与言说。

  当我们的心灵在夜色里沉静下来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于时下流行的教育言说忽而生出一种惊奇：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言说开始抛弃了生动而通俗的生活话语，抛弃了作为对话者的庸常大众？又是什么时候，人们习惯于以一套如此专业化、如此陌生化的学术言辞来表达对于教育的观察与思考、陈述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当下的这种教育话语体系、教育话语方式乃至教育话语习惯，究竟是什么铸成的？倘若离开或抛弃既有概念体系与理论名词，我们的教育思想会不会因此沉寂、失语？我们是不是就无法言说、无法建构所谓的“教育学术”？

  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教育表达

  操着当下这套话语系统的教育言说者显然不可能从天而降。或许，在他们的中小学时代，他们和同龄伙伴一样写着充满灵性的青春文字，也曾以最鲜活的话语表达过他们的教育感悟。然而，自从他学了教育专业，或者进入教育行业，特别是成了教育学者，他曾经的话语系语就开始失效了。无论多么纯真的孩子，无论多么血气方刚的青年，当他经由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分工而进入某一个逼仄的专业领域之后，他固有的生命与自由便被强大的“专业框架”和“专业期待”规划着、型塑着、切割着。他被人为地划进某一个狭隘的“专业圈子”，并理所当然地要以某一套专门的理论话语来言说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对世界、对生活、对专业的思考。我们看到，当有些专家一旦以专业身份来组织话语的时候，他们的言说与思想便不再是“二而一”的生命过程，而是一种“装饰与被装饰”的过程。即令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不过是众人皆知的一则“教育常识”，作为论者，他所选择的话语方式往往远离生活话语。这样一来，大量的教育专业话语根本就不是与教育大众在对话，而是一种清高而空洞的“专业独语”。

  每每读到那些试图以学术名词来掩饰思想苍白的教育话语，我总有一种质疑的冲动，总想向那些所谓的教育学者们发出疑问：中国的教育学究竟还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说话？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教育表达？

  我们的教育表达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不可一世的姿势？

  《学记》、《论语》这些蕴含着丰富教育思想的言说，经过几千年岁月的洗礼而历久弥新，然而它们又何其生动、何其通俗？“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然后知不足”，等等，这些话语不说童稚皆知，至少对于教师来说，都是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吧，言简意赅，而思想灼灼。

  有人会说，这些话语是文言时代的产物，受制于当时的书写技术。在电脑可以敲打文字的今天，我们总不可能再像古人那样“之乎者也”吧。是的，我们不要话语形式的复古，我们需要的是这种逼近教育现实与本质的话语取向和话语方式。几千年前的《学记》与《论语》传至今天依然光彩照人，当今学者，知名一点的，其学说或许可能流传几年，与千年相比，差不多是转瞬之间。

  教育言说是否融入了教育生活

  笔者对于当下的教育学术表达无法作出概观，更不想武断地得出令人扫兴的结论，而招人攻讦。但是，学者们心里清楚，当下的教育学术表达根本无法在一线教师那里获得广泛回应，则是不争的事实。应当说，太多太多的教育学术话语根本就无法走进、无法融入教师生动的教育生活。学者们的教育话语里，有着太多的艰深与无趣，太多的食“洋”不化，太多的“自说自话”，太多的隔靴搔痒，太多的“学术自恋”。

  所谓学术话语，恰如山间不知名的野花寂寞地开在曲高和寡的学术象牙塔，开在极狭的专业田间，开在那些冷漠而生硬的理论刊物里。除了那个小小的学术圈子，没有太多的人理会它们的存在。

  然而，学术话语偏偏又不安于寂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教师的耳边就会飘来这样那样的学者言说。花样翻新的概念总在那些自以为是的论文里高傲地招摇。大量的所谓学术论文，其价值根本不是因学术创见而存在，而是成为大学里制造教授、副教授的“生产模具”。

  教育学术不因它对教育现实的影响力而存在，而成为划地为牢似的专家唱和与专业认同。于是，一家理论刊物是否有学术影响，人们一般不是看它的文章质量究竟如何，而是看他的作者构成中有多少博导与教授。在这种充满浮躁与功利的情势下，所谓教育学术的表达便成为写给少数高级学者阅读的“精英话语”，真正参与、体验并实践着中国教育的教师们往往不知“大师”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笔者深感自己的教育理论功底的肤浅与理论思维的贫弱，亦曾多次下决心要恶补所谓的教育理论。于是，一口气购得十多本很知名的学术专著，有教育哲学，也有一般教育原理和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专著。我不能狂妄地宣称这些专著里竟然没有多少启发心智的真思想、真学问，然而我又不得不老实地说，我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的真学问。尤为难受的是，大多数教育理论书籍往往语汇抽象，话语板结，引经据典，行文了无生气。特别是那些翻译过来的教育著述，很多句子教人似懂非懂甚至全然不懂。很多时候，一页页读下去，竟不知作者到底讲了些什么，只好从头再看一遍，但依然是雾里看花，不甚明白。就这样，很多教育著述实在无法卒读。

  掩卷叹息之后，我在想，这些书所说的不就是“教育问题”吗？我拥有8年的基础教育经历与体验，又拥有10年教育期刊编采实践，甚至还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为什么读这些讨论教育的学术著述如此隔膜？如此费力呢？是那些著述的思想太过高深，我的经验与学识不足以理解它们并与之对话，还是那些学术话语本身就是一堆存心让人不明白的话语？

  令我如此费解的这一堆堆教育话语，它们能否在中小学教师那里得到回应呢？这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请不要像一些新诗人那样去可笑地宣称——我的诗是写给未来读者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写给未来的话语不多，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伟人毕竟千年一遇。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说点给大众听的教育话语吧。

  教育言说能回到原点吗

  其实，我们的教育学术表达并非从来如此。只要你读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发表的那些演讲、撰写的那些短文，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那才是真正有思想的教育表达。相形之下，我们当下的教育学术表达实在走入了一种故弄玄虚的话语困境。

  且看陶行知先生如何阐述“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的。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

  在这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枯燥的术语与定义，见到的只有简洁而明确的思想。特别是，陶先生的话语短促有力，是非常典型的中国话，是足以体现汉语魅力的中国话，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翻译腔。

  当下某些教育论述，较之陶先生的话语，不能不说是一种拙劣的文字，僵硬与死板的言说。它怎么能承载真正深刻的思想？

  我们听到，当今教育学界有一个叫得很响的声音，那就是：教育要回到原点。就教育论述来说，我们的教育探索或教育言说出现了航向的偏离，要返璞归真，站在原点上说些你我都能理解的话，要面对教育大众，面对教师群体，好好说自己的话。

  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就是既不要装神弄鬼，又不要粉饰思想，哗众取宠——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言说。

  （作者单位：湖南教育报刊社）